以重金属污染治理的名义，江西一场自上而下的整村搬迁行动正在如火如荼展开，它也正在遭受争议。中国农村如何不再成为工业化、城镇化的牺牲品，受害农民如何不被当做抛弃的包袱，这是搬村之后更大的命题。
74岁的刘之敏搬离居住了一辈子的老宅时，没有一丝眷恋。
在历经十余年抗争后，包括刘之敏在内，夏家村村民在2013年初等到了理想的结局：江西省新余市政府决定以重金属污染防治名义搬迁五座村庄，夏家村名列其中。
夏家村紧邻新余市最大的企业——新余市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厂区。而在两侧，还分布着大唐发电厂和双强化工厂。新余市三家污染企业，把夏家村围困在一个三角之中。
“喝的井水，红褐色的，和洗矿的水一个颜色。”在刘之敏看来，每口喝下去的水都让他不安。
不惟新余市，江西省其他县市的农民已经或即将踏上背井离乡之路。据报道，鹰潭、新余两市已有16个村整体搬迁，涉3850余人。上饶等其他城市也正在计划搬迁行动。
这是江西省雄心勃勃的重金属污染治理行动，也是省委主要领导提出建立“美丽中国”实验区的举措之一。这个著名的有色金属省份已在抚平污染“伤疤”。
在长期研究环境治理的学者廖晓勇看来，在重金属污染治理史上，整村搬迁的治理模式非常少见，“基本上都是企业搬迁”。覆盖全省的重金属避难行动更加罕见。
厂中村前传
依然坚守在西坵村的刘成虎家，正对着新钢烧结厂不停冒白烟的两根烟囱。由于认为安置补偿太低，他成了西坵村目前唯一的钉子户。
西坵村在2011年被列入新余市重金属污染防治搬迁的第一批计划，刘之敏的夏家村则是2013年的第二批计划。
刘成虎家与厂区围墙相距不到十米。唯一通往外界的路，也是烧结厂运输车辆的必经之道，经年累月的煤灰、矿渣掺杂在大大小小的路面水洼中，油光发亮。
在新余当地，这两座村庄共享一个独特的称谓——厂中村。
村庄被高炉、矿渣、车间团团包围。村民们要上街，必须穿越工厂。每天，他们从钢铁厂进进出出，就在钢铁厂内生活，甚至不少人的耕地仍位于厂区内。
这是半个世纪之前留下的中国困局。
1958年国家提出“以钢为纲，全国跃进”的方针，全国迅速形成了全民炼钢高潮。当年11月5日，在新余一片刚刚收割完的稻田里，当地为两座炼钢高炉举行了一个简单而热闹的开工典礼。附近村民并未意识到，稻田里的炼钢炉日后会成长为江西最大的钢铁企业。
随着时间推移，厂房侵占越来越多的耕地，但村庄依然被保留在原地。新余市渝水区袁河街道办事处向南方周末记者提供的一份材料显示，38个自然村散落在新余钢铁公司周边。被团团包围的村庄，“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
在江西多地，厂中村成了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的痕迹。南方周末记者在另一城市贵溪市的贵溪冶炼厂（以下简称贵冶厂）周边村庄采访时，苏门村一位老人透露，“选址时就在我们村画了一个圈”。贵溪冶炼厂归属江西最大企业江西铜业集团，苏门村与贵溪冶炼厂仅一墙之隔。
与新余钢铁厂类似，“像江铜这样的大企业，当初建厂的时候就没有考虑园区式的发展，设计就有问题。导致企业和村庄交织在一起。所以造成了既成事实的污染。”周静分析道。他供职于中科院南京土壤所，1990年代至今，他一直在贵溪冶炼厂周边做科研工作。
与重工业为邻的后果逐渐显现。早在2007年初，环保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对苏门村土壤检测后发现，大多数取样点的土壤中铜、锌、铅、镉、砷的含量均高乎寻常，部分地区含镉超标30倍。
据媒体报道，目前江西省9个市、18个县、41个自然村，约2.2万人受到重金属污染。
苏门村的检测结果最终变成了当年《人民日报》一篇批评性报道。江西省政府迅速召开协调会议，要求苏门村整体搬迁。
这项耗资3.1亿元的项目，可能是江西最早的重金属污染搬迁工程。
然而，整村搬迁阻力重重，当地政府认为耗资过大。直到两年后，当时的江西省委主要领导再次批示：“可采取断然措施进行治理，积极组织尽快搬迁。”苏门村等三村搬迁工作才纳入政府规划。
周静比较认同这种搬迁村庄的治理模式。“贵冶厂的负责人和我们也有很多争执，想要做到零污染。我就和他们说，绝不可能做到零污染。只能尽量减少控制。”
工厂搬迁也是设想之一。“但是贵冶厂很难搬迁。后来政府下了决心，让村庄进行搬迁。另一方面，冶炼厂也想扩大规模。”周说。
而对于贵冶厂附近村民而言，搬迁显得有些突然。当时村民的原始诉求是控制污染源。但安土重迁的传统情结并非最大障碍。“我们想搬，又不想搬。”一位村民说，“想搬，是因为从健康考虑，这里确实不适合生活。不想搬，是因为政府答应的搬迁条件太低。”
750亿蛋糕的诱惑
这场浩大的避难行动，在“半抱琵琶半遮面”之中推进。2013年6月18日，当南方周末记者致电江西省环保厅时，被其以“涉重金属都是涉密”拒绝采访。其他政府部门也不愿透露信息。
作为村干部，刘之敏是在2011年才听说“重金属污染”，“街道办那时候传达，说重金属防治，要搬迁村庄”。
早在1990年代末，在刘之敏的印象中，当地环保部门曾来化验水质。“但拿报告的时候，就讲大肠杆菌超标之类的，也没提到重金属。”而在两百公里之外的贵溪市苏门村，2007年搬迁工程也并未像如今一样，被冠以“重金属防治”的名义。
彼时，对重金属污染的家底，各方均遮遮掩掩。2006年，一场官方宣称耗资十亿元的全国土壤污染普查悄然拉开，直到今天，相关数据仍未公开。而在地方，一旦公开承认此地存在严重的重金属污染，民众抗议等压力便会接踵而至。
转折发生在2011年。地方政府的暧昧态度突然变得透明。新余市渝水区袁水街道办一位工作人员直截了当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背后的原委：“以前没有项目呗。”
所谓项目，则是指来自上级资金的扶持。
2011年2月，《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十二五”规划》（以下简称《规划》）》获国务院通过，成为我国第一个“十二五”国家规划。《规划》列出了江西等全国14个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重点省区和138个重点防治区域。
环保部部长周生贤表示，采矿、冶炼、铅蓄电池、皮革及其制品、化学原料及其制品五大行业成为重金属污染防治的重点行业。“未来5年，中央财政将以百亿元为单位增加对重金属污染防治的投资”。
这笔750亿的财政专项资金，迅速成为各省“垂涎”的大餐。一位不愿具名的江西省政协委员透露，“江西当时动作快。环保部的规划出来之后，抢先在其他省份之前，将自己本省的规划递交上去了。”在当年8月，《江西省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十二五”规划》也在省政府批复并报环保部备案。
在江西省内，地方政府一改对重金属污染的畏难，各地纷纷出台重金属污染防治规划，争取中央资金。以景德镇为例，其规划包括了污染源综合治理项目、产业淘汰退出项目、基础能力建设项目、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试点项目等4类，总投资2.508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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